高校周邊私貸盛行：不還就告訴學校家長

緣盡緣來

　　“學生在學校，錢怎么能要不出來呢！”曾在高校做過分期付款筆記本電腦生意的黃安說，貸款公司其實并不擔心自己貸給學生的錢爛掉，因為沒有學生不想畢業，“輔導員知道了就是學校知道了，給家長一個電話學生就瞞不住家里了。”這就是他們的底氣和招數。

　　而簽署一份合同意味著什么，很多學生不能完全判斷其中的輕重。部分學生過盛的虛榮心，是導致此類分期付款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部分學校的失察，也是令其滋生的必備條件。

　　對于任何在校學生，尤其大學生來說，完成學業從來都是第一位的。“不管什么事，一鬧到學校，學生受不了，家長也就慌了。”

　　曾在西安某高校做過校園分期付款筆記本電腦“生意”的黃安，這個學期已經進入畢業季，卻因為某些原因極少到學校。舍友說：“黃安是禍因惡積，得罪的人多”。

　　兩年前，黃安開始在本校推廣分期付款筆記本電腦業務，他自稱在西安幾所民辦高校里“都有生意”。這學期剛開學，他就連續兩次被人打了，因為擔心被設圈套， 他甚至要求華商報記者在微信里傳一張在該校門口的自拍和記者證照片，以證明身份。他堅稱自己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跟最近出現的分期付款手機連環套是兩碼 事”。

　　“連環套那是搶錢，就是網絡貸款公司耍流氓嘛。”在學校附近的茶社里，黃安正對著門口坐定后點了壺普洱，服務員說沒有，只有奶茶，他跟記者說對付著喝吧。

　　介紹成一次貸款中間人抽成2%
　　黃安是咸陽人，2012年考入這所三本學校，大一加入學生會社團部。“大學其實也是個社會，機會很多，我在社團部經常和外面的公司有業務往來。”黃安說， 每到運動會或校內慶典、迎新，總有飲料公司或電腦游戲公司和學生會聯系，設個展臺，或雇一些女生搞促銷，活絡的黃安很快就成了各種活動的固定聯系人。

　　2013年，有個網絡游戲的代理和黃安長期合作，后者負責在校園里組織電子競技比賽等。那時，黃安有時一個月能有四五百元收入，但做這些活動，一年的旺季只有兩個開學季的頭一個月，隨后就沒有多少事情做。

　　“他們做游戲的路子廣，問我認識賭球的同學不？可以買料也可以推薦賭球網站，我后來問了下，說是違法，不能做。后來他們又說，可以幫助在校學生做貸款，介 紹成一次貸款，提成2%，這個我覺著行啊，就開始做了。”黃安從2013年開始，就跟幾個高年級學生在學校里做貸款。

　　黃安說，貸款并不難理解。貸款后從次月開始還貸，每還一次加30元手續費。即，一名在校生需要1000元，分五期貸，則貸款次月每月還230元，連還五個 月，最終累計支付1150元。作為介紹人，黃安必須提供放款人的聯系方式，貸款的學生只要提供自己真實有效的學生證和身份證以及家人的聯系方式，當天就會 拿到全額的錢。

　　學校家長知道了怎么都得還款，還能跑了？
　　對于欠款，則收當期還款金額每天1%的違約金，最長逾期時間為一個月，如果還上逾期的再加當期30%的違約金，那么后面繼續正常還款到結束。

　　“如果兩次都逾期了，那就麻煩了，后面的欠款要一次性還，還要支付貸款總額相同數量的違約損失。第二個逾期日開始后一個月內是必須還上的。”

　　黃安當初做這類貸款數額一般在1000元至5000元之間，黃安的工作主要就是介紹貸款內容和聯系人，打印兩份合同后查對證件是否為本人。“這也不費啥 事，打印合同和送合同，一次性補助10元，送到放款人手里直接給我2%的提成，都是現錢。”黃安至今都不覺著自己有什么錯。

　　一年多時間，黃安總計拿到提成5000余元，幾次自己用錢，放款的朋友先后給他現金也有三四千元，并堅稱是獎金。他甚至游說辦理助學貸款的同學不要在老家 辦，在自己這里辦手續簡便，還能刺激當事人勤工儉學的勁頭。按照辦理貸款的業務經驗，黃安在每學期期末會忙碌很多，那時候缺錢的同學很多。

　　“違約就要付出代價呀，合同在那里大家自己看呀，我反正都提醒了，丑話說在前面嘛。”黃安說，自己不是擔保人，不承擔任何責任。

　　對于逾期的同學，黃安說那都是個人的事情，沒聽說發生啥大事情。“沒有打架什么的，這要是讓學院老師知道了，家長知道了，怎么都得還款，還能跑了不成？”
　　“學生在學校，錢怎么能要不出來呢！”黃安說跟學生要錢并不是難事，因為沒有人想著不畢業，或者中途退學。“輔導員知道了就是學校知道了，給家長一個電話學生就瞞不住家里了。他們就是這兩招。”

　　因為早前做分期貸款導致的一些不愉快，讓黃安沒有參與今年才興起的分期支付手機等新消費項目，原來分期支付筆記本電腦也不做了，黃安說自己“名聲被毀” 了。不過這些新的分期項目他都清楚，一些背后出錢的人也都認識，操作套路也大同小異，只是那些出錢人“太狠了，這樣弄錢早晚出事。”

緣盡緣來

學校周邊游資為貸款來源 怕惹麻煩不直接辦業務
　　最早做校園電腦分期支付的幕后出資人，也即所謂的貸款公司，黃安也有接觸。“以前都是學校附近的人做，學校里有人選好型號下單了，再去電腦城買或者配。” 據黃安了解，至少在2009年，就有人在校園做分期支付電腦營生，除了定價高一些，即使連續逾期違約，最終也就被多加兩期的貸款分期就能了事。

　　黃安說，早先的分期支付電腦也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推廣過，但被校方發覺后漸漸被攆出了校園。“我認識的一個大學推廣，就是被輔導員收拾了，直接給了一個記 大過處分。學校里沒有學生幫忙，別人去推廣沒人信，再說了就是給個學生證或者學號，也容易被騙啊，拿電腦后找不見人不就虧了。現在就是民辦大學和技術學院 里還有一些，這又分成各式各樣的內容，其實都是一樣的，出錢的老板就是學校附近的。”黃安的介紹和華商報記者多日調查的情況相吻合，而至于這些分期付款以 及貸款的資金來源，則是調查中的盲區，因為僅僅通過電話和網絡公司無法準確確認。

　　“你說那個甘肅的公司（前版文中李照辦理分期付款手機的貸方），可能真的在甘肅有公司注冊，可是公司的人一定就是學校附近的。我當時接觸的那些貸款公司和 玩電腦分期的人，就是我們學校附近村子里的人，拆遷后都有錢，也不知道誰想起這個道道，我聽他們說最早是廣東和山東那邊出來的。又不難，做電腦（分期付 款）時，拿20萬元，放了40多臺電腦就把錢賺了。”黃安說，之所以公司的人從來不直接接觸辦理業務，就是因為不想引起麻煩，“東西是真的，欠款也是真 的，不需要見面，電話就說清楚了。至于電話的區號，那也容易啊，買個外地的卡或者用個網絡軟件也能打出來外地電話的座機號。”我們以前都是用QQ，現在幾 乎都用微信。

　　對于最近出現的手機分期付款一事，黃安認為這些公司“是瘋了”，這樣構設陷阱很容易出事，不過當事的在校學生沒仔細看清楚合同也有責任。對于解決方案，黃安認為，這就是一個經濟行為，怨不得誰，畢竟有合同。

　　“不過，要是我就不還了，讓他們去找學校找家長，起訴去，看誰敢露面。”黃安說，前一陣子有在校的朋友跟他說這些業務，“代理一部新款蘋果手機，有500元提成。我拒絕了，再說弄這樣的事肯定會糾纏上代理人的。”

　　黃安透露說：“學生錢好賺，那些放錢的公司都是跟前的，太遠了操作起來太麻煩，你上網查查那些分期消費的公司，都是樣子貨，有人說一些公司做到全國，那都 是自己說的，做個那樣的網站也花不了多少錢。這東西怎么能做到全國，那得雇多少人啊。”對于這類公司的目標選擇，黃安說主要選民辦和職業院校的在校低年級 學生，“大三大四的學生要做24期，沒還完早畢業了，離校了上哪里找人要錢！”

　　一套資料可在12家公司各辦一部手機
　　在互聯網搜索引擎上，只要檢索分期付款和分期消費，會找到很多針對在校學生和年輕職員的貸款服務項目。除了直接貸款，還有摩托車、手機、電腦、相機等門類 繁多的分期貸款，華商報記者曾撥打幾個公司的服務電話，接線員大多稱服務項目只針對年輕未婚的大學生和剛畢業的學生。

　　在華商報記者對此類事件連續多日的調查中，曾到李照辦理手機分期付款的那個地方暗訪。當時，店主推介說，可以提供至少12個貸款公司的聯系方式和合同，只 要愿意簽字并保證能還上款，一套學生證等真實資料可以在這12家公司各辦一部分期付款的手機。就在記者調查李照手機分期付款事件時，有該校多位同學提到稱 一名女同學和校外的男朋友分期付款了10余部新款蘋果手機，可還沒到第一期還款日，這名女生的男友和手機就再也找不見了。因為是這名女生拿證件辦理的，后 來她就就在校園里再也沒有出現過，至于事情怎樣結束的，大家也都不知道。

　　調查中，華商報記者發現，只要是在校學生還款期內還在校，就是各類貸款公司的目標客戶。起到關鍵作用的是校園里的推廣人員，游說的核心就是讓在校學生相信自己的誠信有預支付功能。

　　在相對封閉的大學校園里，對于絕大多數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大學生來說，簽署一份合同意味著什么，很多人不能完全判斷其中的輕重。更有甚者明知風險卻掩 耳盜鈴繼續選擇，出事以后跟家長扮無辜。部分在校學生的過盛虛榮心，是導致后患無窮的此類分期付款經久不衰的主要原因。部分學校對此類事件的失察，也是令 走形的分期付款滋生的必備條件。

　　在華商報記者聯系的多位辦理分期付款消費的學生中，當事人態度各不相同，但對于目前的學業卻都有明顯的影響。不過，其中部分吃過虧的學生，卻想著尋找著相似的捷徑，甚至是做代理，以彌補自己曾經的失算和損失。（文中人物為化名）（華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