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大學

櫛風沐雨

文/老俞閑話

我很喜歡讀吳軍的書，還買了他的《浪潮之巔》和《文明之光》送給新東方的管理者們，與他們一起分享閱讀的快樂。吳軍的書，文字簡練優美，語言平實親切，視角獨特深刻，令人不忍釋卷。今天這本《大學之路》亦是如此，但也有與以前的作品不一樣的感受——從這本書中，字里行間，我清晰地感覺到了一位有著強烈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問題的深刻憂慮，而這也正是促使吳軍寫這本書的主要原因。

吳軍早年求學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后在美國一流名校約翰•霍普金斯深造，如果從進入大學的第一天算起，到他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離開學校，前后居然長達18年之久（1984年到2002年）。2005年開始，吳軍一直參加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管理工作，先后擔任了該校計算機系顧問委員會的顧問和工學院董事會董事。為了能勝任學校的管理工作，他一直在研究世界著名大學的教育經驗，并和霍普金斯大學的校長、院長、系主任們和教授們定期不定期地探討辦學思路；他抓住工作中及應邀在美國各大學作報告的一切機會，與大學的畢業生、教授和在校生們交流，了解這些學校的一手資料，得到很多各大學不對外公布的信息，尤其是招生和提升教授的潛規則。

最近幾年，為了幫助自己的孩子找到一所喜歡的大學，他開始系統地研究美國的大學，并從女兒進入高中開始，帶著她去走訪了英國和美國的很多名牌大學。吳軍觀察一所大學，常常喜歡進到它們的樓里看看學生們和教授們在做什么，怎么做，注意觀察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這樣就增加了對大學的感性認識。除此之外，要想真正揭開一所大學的神秘面紗，吳軍認為還需要從多個渠道，多個角度來了解它。

他的信息渠道包括這樣幾個，首先是在這所大學當過教授、做過訪問學者或者從那里畢業后在其他大學當過教授的人；第二類是這所大學的畢業生和在校學生，包括吳軍在Google的很多同事，第三類是學生家長。

中美兩所頂級高校的學習經歷，十年的美國名校管理經驗，多年的系統研究與實地走訪，以及建立在這些第一手資料上的獨立思考與獨到感悟，終于成就了今天我們手中的這本《大學之路》。從這本書中，吳軍與女兒夢華如同博學而耐心的向導，帶著讀者邊走邊聊，通過一些美國大學的實例，介紹它們的教育理念和辦學特色，和中國大學的不同；把他們所了解的十幾所美國一流名校的特點和差異，招生的細節與擇校建議，以及自己的看法和感悟，娓娓道來，讓讀者如身臨其境；當然其中少不了各大學校的逸聞趣事和歷史掌故，相信大家讀來會和我一樣大呼過癮。

我一直有一個個人的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辦一所中國最好的私立大學。在努力了十多年之后，因為種種政策原因，始終沒有辦法實現從無到有地去創建一所私立大學的愿望。2013年，機緣巧合，在我做新東方第20個年頭的時候，接手了耿丹學院。所以我對于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大學，應該給年青人什么樣的大學教育，一直在關注，一直在思考。

在吳軍看來，一所好的大學，應該具有四個角色。首先它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將那些有潛力有志向的年輕人培養成對未來社會有所貢獻的人；第二，它是一個研究的中心，引領世界科技的發展，并且會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第三，它是一個新思想、新文化的發源地，推動社會的進步；第四，它是年輕人的家，是他們度過人生最好時光的地方。

我非常認可這四個好大學的評判標準。可我們遺憾地發現，在中國的大學，能夠符合這些標準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問題出在什么地方？答案有很多，但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教育的“大道”迷失了。

易中天在一次講座中說：“我的口號就是今天的主題，不是‘望子成龍’，而是‘望子成人’。什么人呢？真正的人，就是八個字，第一真實，第二善良，第三健康，第四快樂。”我覺得易中天說對一半，另外一半是：如果一個國家不把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作為教育的前提，我們也會教育出真實、善良、健康、快樂的奴才。

大家應該知道美國南北戰爭，也都知道在美國實行奴隸制的時候，很多的黑奴，其實是非常真實、善良、健康、快樂地生活著。南北戰爭時期很多黑奴其實并不愿意被解放，因為他們覺得他們的主人對他們很好，在主人身邊很有安全感，主人給他們吃，給他們穿，給他們女人，生出下一代奴隸，但他們并沒有意識到，什么叫真正的自由，什么叫真正的人格。如果我們不把教育的本質說清楚的話，我們教育出來的人也許會成為真實、善良、健康、快樂的奴才，還不是奴隸。因為奴隸是被迫的，奴才是自愿的。

可以說，我們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和造就擁有自由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有能力有責任有擔當的人才。大學應該如何去培養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從本書中，我們會讀到很多值得思考的例子。

耶魯大學是美國大學中最崇尚自由的學校。越戰期間，很多年輕人因為反戰而逃兵役，美國政府要求各大學不準收這些學生。但耶魯大學堅決抵制美國政府的要求，在招生時并不在乎申請人是否逃過兵役。它給予了學生們自己選擇的自由，并且保護了那些反戰的學生。耶魯大學很清楚大學培養的是未來的領袖，因此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來，引領未來，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觀點禁錮年輕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學校不同意年輕人的做法，它也要給他們自由并且保護自己的學生。在這一點上，耶魯的教育者和中國民國時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適和梅貽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

由于聯合國總部在紐約，因此每年有很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來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其中包括頗有爭議的伊朗總統內賈德。伊朗被很多美國人看成是“敵人”，但是，2012年哥倫比亞大學不惜得罪紐約市長和美國政府，堅持給予所謂的敵人**，邀請內賈德在學校進行了演講。這一做法在學校里受到了很大的贊譽，并且被看成是自由派的勝利。大學為什么邀請這樣一個有爭議的人來“惹麻煩”呢？這不是為了標新立異，吸引眼球，而是大學認為為了培養今天的學生成為明日世界的領袖，它有責任讓年輕人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傾聽不同的聲音。在歷史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出了4位美國總統和30多位世界各國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腦。

當然，要想培養年青人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首先國家和大學應該有這樣的理念，大學的教育者們本身就應該具備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實際上，我們今天所說的大學university一詞，起源于拉丁語，意思是一種包括老師和學生的團體，它受到契約的保護，這個團體的管理是獨立于所在地治轄權的。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自由，亦是來源于此。

1158年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簽署了被稱為學術特權的法律文件，后來教皇亞歷山大三世予以認可。在這個文件中，最重要的有這樣四項內容：

1. 大學人員有類似于神職人員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權。

2. 大學人員有為了學習的目的自由旅行和遷徙的權利。

3. 大學人員有免于因學術觀點和政見不同而受報復的權利。

4. 大學人員有權要求由學校和教會而不是地方法庭進行裁決的權利。

第二項權利是今天很多國家學生簽證的歷史的由來。第三項是今天學術自由的重要保障，沒有這一條，大學就無法做研究。如今，當一所大學想努力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時，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學術自由至關重要。

美國的教育界在1900年開始強調教育的學術獨立和辦校自由，并形成了教授治校的機制對這種獨立和自由予以保障。吳軍老師認為，教授治校，行政成本比較低，學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更重要的是，教授們具有尊嚴和權威，不會成為政府官員們的附庸，不會跟著政府官員的指揮棒亂轉，這樣才能保證學術自由。這一點我非常認同。

在美國，一流大學大多數是私立大學。它們從招生、教學，到科研和建設教授隊伍等，在諸多方面皆不受政府影響，而是按照自己的辦校理念行事。私立大學的獨立性，使得它的管理和政府部門的管理幾乎毫無共性，這與中國的大學完全不同。在私立大學里，各級管理部門和董事會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系一級的管理基本貫徹教授治校的原則；校、院兩級的管理，則多少有點像私營公司，實行校長、院長負責制，并實行董事會監督的管理機制�？梢哉f，在管理的有效性和靈活性上，美國一流私立大學是當今世界上所有大學里做的最好的。

實際上，中國大學教育的很多問題，尋根究底都出在教育嚴重行政化這個癥結上。坦率的說，唯上不唯下的教育行政化體系如果不有所改變的話，大學應該有的特質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因為大學需要獨立的創新，需要獨立的學術研究氛圍，需要互相爭論，甚至不留面子互相的探討。

所有這一切，當面對一個可以罷免你的官員，和可以罷免你的校長，你是絕對不可能做出來的。很多人只會想到，上面的人想聽什么，我說什么。所以我認為這是中國教育目前遇到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很難解決。但是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這個事不僅僅關乎到了中國教育的現實，也關乎到了中國教育的未來。

櫛風沐雨

說了這么多問題，那我們的教育“大道”究竟應該怎么走？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教育“大道”應該以良知、理性、仁愛為經，以知識、科技、創新為緯，造就新一代人格平等、思想自由、精神獨立的國民。

除了獲取知識和能力，大學教育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獲得良知，培養理性，提高教養。從中世紀開始，直到今天，西方的知識分子成為了社會變革過程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社會責任感讓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不斷地為建造一個公平、文明和進步的社會而奮斗。獲得良知，并且在關鍵時刻表達出自己的觀點，是大學教育的精髓所在。

在我的設想中，耿丹學院培養的人，應是有精神氣質的，對人平等相待，對社會、國家、人類都有擔當，內心對自由、民主、平等絕對尊重，不論是學自然科學的，還是學商科、文藝，都需要具備這樣的人文素質。

因為我們光有知識、科技、創新，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過去天天在喊科技創新，卻忽略了對學生良知、理性與仁愛的教育，以致于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身邊的很多人已經變得如此自私，如此不關心別人的生命。北大教授錢理群曾經發文感慨，稱“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因此，我一向認為，一個只懂得向學生灌輸課程的大學充其量算得上三流，而那些能夠點燃青年學生內心火焰的大學才真正稱得上一流。我們所需要的大學不僅能夠提供給學生各種知識，培養全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培養他們自由的精神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能夠鼓勵他們不盲從權威，對任何事情都能夠理性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們很多家長一味地想要孩子們考高分、上名校、出國留學，卻很少關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長此以往，我真不敢想象孩子最后到底會成為怎么樣的一代，即使他們最終從名牌大學畢業，也很難想象會有多么大的成就，也許就會成為錢理群先生所說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吳軍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他在本書中指出，現在哈佛和耶魯都不強調考試成績的重要性，因為他們認為培養孩子的各種優秀品質，比如拼搏精神、團隊精神、領導能力、社交能力、表達能力、全球視野和社會責任感比成績更加重要。比如，在過去的3個世紀里，耶魯所培養的就是有社會責任感，有所擔當的人，是具有剛毅而勇敢的耶魯精神的未來領袖。吳軍認為，如果中國的留學生在哈佛和耶魯沒有學到這些內容，就失去了在這些名校讀書的意義。

對于美國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們的精神，不僅被錄取難，即使進了大學，也未必能學到他們的精髓。吳軍研究發現，從90年代起直到今天，亞裔學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數的15%—22%左右，但是這些年來從哈佛走出去的，最后有影響力的校友中，亞裔的比例遠遠達不到這個15%。

這說明，光有一個哈佛的金字招牌是遠遠不夠的，成功是長期努力的結果。很多成功人士因為各種原因就讀的大學都不是很好，但是他們經過長期的努力，遠遠地超越了那些所謂名校的畢業生。為了進哈佛而進哈佛和因為對知識的渴望進哈佛是兩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離開哈佛的一瞬間就結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離開哈佛剛剛開始。

在本書中，吳軍多次強調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這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美國不少綜合性的私立大學本科生不分專業，在這些學校里沒有工學院的學生或歷史系的學生這一說，所有的本科畢業生拿的都是同樣的學位，每個人的差異只是體現在他們最后關注的領域上。本科生們在三年級時開始確定自己的關注領域，當然還可以隨時改變自己的選擇。這在中國的大學里是難以想象的。實踐證明，沒有好的通識教育，一個人的事業發展就不會有后勁。那些以通識教育見長的美國名校，其畢業生往往能夠取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發展。

我一直非常推崇梅貽琦的說法：“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因為一所好的學校，首先就要有著名的老師。我接手耿丹后，首要的任務就是要讓耿丹學院的老師變成一流的老師，一開始全校只要能有十個八個帶頭人就夠了。讓最好的老師給老師上課，先讓老師的眼界得到開闊，老師眼界開闊后自然就讓學生的眼界更開闊。

而在研究了眾多美國一流名校的吳軍則反復強調，大學不僅要有大師，還要有大樓（好的硬件條件），否則大師的教育理念就無法落地生根。因為只有硬件有了保障，才能給學生請到最好的教師，提供足夠的課程、圖書和研究室，開展最新的學習和研究。

讀者在讀本書的時候會發現，吳軍只介紹了英美的一流私立大學，這是因為這些學校最能代表英美高等教育的精髓和特色。經常有家長和學員會問我選擇學校的標準是什么，我的答案和吳軍的高度一致——應該選擇去那些經得住時間檢驗的著名學校，不是因為那兒有名氣，而是因為那里聚集了很多優秀的老師和學生。

英國教育家、牛津主教約翰•紐曼（John Newman）在一次講演中講到，“如果讓我必須在那種由老師管著、選夠學分就能畢業的大學和那種沒有教授、考試，讓年輕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學習三地年的大學中選擇一種，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為什么呢？我是這樣想的：當許多聰明、求知欲強、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銳的年輕人聚到一起，即使沒有人教，他們也能互相學習。他們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鮮事物并且掌握獨到的行為判斷力�！奔~曼的這段話，很好地說明了上大學的真正意義所在。

為什么我們不僅要上大學，還要努力上名校不可？原因很簡單，要與優秀的人同行。當然，如果沒有機會上名校，也沒關系，因為吳軍老師說了，教育是一輩子的事情，我們不必擔心輸在起跑線上，因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會再跑了，只要你在自我教育的道路上堅持足夠久，就一定能夠成為那個笑到最后的人。（本文為俞敏洪為吳軍新書《大學之路》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