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

尋找天釋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復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余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后一個想法最終占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么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么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念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念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于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不急于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獲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于教授。在德國大學里，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后，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于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后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后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搜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于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

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搜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翻閱書籍和雜志，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后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后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里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采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干巴巴的，沒有什么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于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夸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

我等呀，等呀，終于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后畫上了一個后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里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御也沒有！”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后，口試接著通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后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獲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耄耋，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么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